第三次紧急迁坟公告

[60]这说明交强险大部分保费收入用于处理交通事故的赔付，有效地分担了交通事故责任人的经济负担，给予受害者及时的赔偿。

林彦：我对您之前提到的两个话题很感兴趣。对于媒体的报道，我们无计可施。

合宪性审查的运作效果和它所处的社会具有紧密的关系，适用于某个国家的模式可能到了其他国家就不再奏效。最后，如果宪法是法，那么适用宪法就成了法院的权力和义务。比如，当我仍然在最高法院服务的时候，曾经写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决，这个判决事关魏玛时代非常著名的和平主义人士库尔特·图霍夫斯基（Kurt Tucholsky）的一句名言，士兵是潜在的凶手（Soldaten sind Morder），在联邦德国的反战运动中，这句话被经常引用，甚至被做成标语，绘制成宣传画。不过从疆域、人口以及实力来看，我实在看不到大陆人有任何意愿来接受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所以我觉得如果时机到来，而又由我来提出建议的话，大陆一方应当允许台湾地区将他们自身最为珍视的那些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的内容纳入未来统一之后的中国宪法里。私法诉讼可能是范围最为宽泛的诉讼之一，当事人很少径直提出私法规范和宪法的冲突，而是主张民事法院、刑事法院法官们的作为有违宪法，侵犯了某一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或者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第一种形式是抽象的规范审查，即法律规范在宪法法院得到概括性的审查。我可以给出一个历史上的例子，就是行政法院在德国的发展。土地被征收人选择这一补偿方式的，必须考虑和承担它的风险，即收益有可能低于补偿，甚至血本无归。

（三）土地物权的法律上平等原则 平等是由国家强制推行一些准则所规定的。改革开放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城镇化过程。这是因为，征用不像征收那样会导致所有权的变化，而只是使用权的变化即在一定期限内把集体土地收归国家使用。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9、81、101页。[7]我国也已有改革土地所有制，通过土地用途管理即城市规划以解决城镇化难题的主张。

也就是说，公路建设的投资者可以是农民个人或集体经济组织，公路建设的投资可以是土地所有权。[33]参见陈仕菊、黄贤金等：《基于耕地价值的征地补偿标准》，载《中国土地科学》2008年第11期。这个矛盾如何化解，农民个人的土地权益如何保障，是我们必须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应把土地使用权入股作为土地征收补偿方式的选项，以保障农民平等发展机会。

[16]我国以往宪法追求事实上平等而不是法律上平等，是因为混淆了社会终极目标和阶段性目标，是实行极左路线的结果。注释: [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7-199页。[41]参见前引[11]，蒲鲁东书，第105页。但1954年宪法承认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并且规定了农民个人的土地所有权，确认法律上平等原则。

同时，2010年宪法性法律《选举法》的修正，则规定了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平等参政地位，[18]为法律上平等奠定了政治基础。但是，三次宪法修正在还原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和市场经济体制，为法律上平等奠定经济基础的同时，并没有还原已被集体化了的农民个人土地所有权及其制度，没有还原被国有化的城市土地及其制度。

[56]前引[51]，哈耶克书，第133页。应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

由于重置房屋多远离城市中心，补偿标准也未体现所拆房屋市场价格。况且，国家征收土地后依法出让给开发商建设商贸和住宅项目的土地，所出让的也只是使用权并附有期限，[6]并未带来实际的不确定影响。[46]前引②，哈耶克书，第527页。国有土地使用权即使在个人之间的相互转让，也是市场价标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指出：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这样的制度设计，导致了政府与集体土地所有权人之间的不平等，实为政府单方面获取。

现实中，不仅仅营利性公路公司利润丰厚，而且非营利性公路公司的收费大大超出还贷数额。该期限可以与国家确定出让的土地使用权期限一致。

[59]参见前引[43]，第772、786页。但是，根据《物权法》44条的规定：征用仅适用于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不适用于按规划所进行的城镇建设。

一方面，这一方案坚持法律上平等原则来保障农民基于土地的权利。[39] 有人反对集体土地征收的市场价补偿标准，认为集体土地的取得并非市场价。

[20]我国的土地制度正向蒲鲁东主义的不许所有只许占有靠拢。（一）国有土地物权的市场标准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法律制度提出的土地国有化，并未否定经济规律和市场的作用。[37]科斯认为：获取是一个法律术语。杨帅、温铁军：《经济波动、财税体制变迁与土地资源资本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圈地相关问题的实证分析》，载《管理世界》2010年第4期等。

[5] 其实，除了征收以外，征用也可以实现城镇化的目的。尽管事实上不同，这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实质。

这种事实上平等所体现的是越公越优越，超越了我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与宪法修正案已还原的社会发展阶段、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存在不一致。由于只有国家的强制权力可以决定‘谁应得到什么，所以唯一值得掌握的权力，就是参与行使这种管理权。

[13]前引②，哈耶克书，第128、144-145页。[60]英国政府的措施和蒲鲁东的建议，无非因为社会需要稳定，失地农民作为社会弱者需要获得特殊保护。

[44][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当然，以股权为土地征收的补偿方式，应当设定某些条件。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将成为往事。孙龙：《选举法修订后将推动农村城市人口政治平等》。

[50]对我国的项目开发者来说，既可以部分解决融资困难，尤其解决基础设施建设收费项目改革后的资金短缺，又可以解决征地钉子户难题而获得一批合作者。这样，政府不再是运动员而只是规则的制定者和提供者，也不再需要征收征用土地，当然也就不存在征收补偿方式问题。

也就是说，政府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给个人的价格标准，以及个人间相互转让的价格标准，统一采用市场价，在政府与个人之间以及个人相互之间的土地交易坚持了法律上平等原则。[2]参见[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6页。

[16]前引[13]，哈耶克书，第105页。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得到还原的只是土地以外的制度。